“除夕，外面下着沥沥小雨，哥哥们在院子里的树下布置着晚上要放的爆竹和烟花，孩子们围着奶奶抢红包，我和姐姐在热气腾腾的厨房里准备年夜饭，包好的饺子已经‘整齐列队’！门铃响起，好像又有谁回来了？真热闹啊……”这是经常出现在我梦中的场景，我总是梦到这个温馨的画面，而这样的场景在现实生活中却一去不复返。但能有这样一个梦，也能重温一下回到母亲身边的温馨时光，享受一次只有母亲在才能有的这份浓浓的、化不开的家的温情。

1946年，母亲和父亲在山西汾阳。

我的母亲叫张二荣，1922年出生在山西孝义下堡镇的一个小康之家。

母亲说，父亲当年念书的学校离外祖父家的宅子很近。父亲一定是玉树临风的，吸引了有些见识的外祖父的眼球，将自己的小女儿许配给了5公里之外山上西房庄的赵家。

1938年，在小学当老师的父亲瞒着爷爷奶奶，跟随山西青年救国会投身抗日救国运动。晋西事变后，面对残酷的斗争形势，父亲服从组织安排，转入地下斗争。他冒着生命危险，出没日伪据点，参与党组织和干部的转移，负责主力军与敌后武装的联络。我的爷爷奶奶有7个儿女，靠种地、种核桃树，以及跟别人合资开榨油坊维持一大家子生计。爷爷供着父亲念书，原指望着这个儿子有文化后能帮衬家里，结果儿子为了抗日救国，放弃教书先生的职业，跑得没了音讯。而苦等父亲的母亲，好在有外祖父和舅舅们的照顾，在父亲音讯全无的日子里坚强地走了过来。1942年初，她终于收到父亲来信，爷爷和大舅送她到了父亲所在的晋西北根据地，他们终于得以相聚。从此，母亲便跟着父亲走南闯北，爬冰卧雪，将支持丈夫事业、守护家庭、养育儿女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1949年2月，父亲准备南下，母亲留在山西汾阳学习。1950年5月，她追随父亲南下到湖南湘潭，被分配在当地人民银行担任出纳股股长。

在湘潭人民银行工作时的母亲。

到湘潭后，父亲和母亲才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家。经过多年的战争，父母这一代人终于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自然也进入了一个生育孩子的高峰。1951年—1957年，我们兄妹5个分别出生了。除了我因体质差多病而留在身边外，哥哥、姐姐和妹妹分别寄养在学校、奶妈家，或交给爷爷奶奶带。在生活比较艰苦的时期，热爱生活的母亲为我们留下不少童年照片。遗憾的是，好几张全家照里却没有父亲，父亲一定很忙。但也有一个不断重复的问题没来得及问问母亲：您是怎样把我们这一串小人儿弄到照相馆的啊！

1957年，父亲动员母亲退职，除了“孩子多”这个明面上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有人提意见，说母亲文化不高，在这个职位上不合适。于是，母亲顾全大局，二话不说就退了下来。要强的她组织一些人办了一个加工厂，给工厂加工工作服，直到1964年。自力更生是她一生的信条。

1964年，中共岳阳地委成立，父亲担任第一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母亲一个人带着不满一岁的弟弟（这是我家的老六，也是母亲最后一个孩子），全家搬到岳阳。搬到岳阳不久，母亲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台缝纫机。我记得，母亲带着我大哥和二哥，用一根扁担和一根绑绳把缝纫机抬了回来。要知道，那个时候的缝纫机是一个家庭的大件。从那以后，我们的衣服大多由能干的母亲量体裁衣。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同学们眼中有个性、又挺洋气的蓝色涤卡一字领套装和粉底蓝色小碎花衬衣，就出自母亲之手。

父亲工作的岳阳地区，包括湘阴、汨罗、平江、临湘、华容等几个县。当时，相对于长沙和湘潭而言，岳阳地区的工业基础薄弱，主要以农业和渔业为主。父亲很少在家，不是在湘阴、华容搞“社教运动”，就是没完没了地“下乡”。那时，洞庭湖区一带每到春季夏初就发大水，父亲和同事们冒着连续数日的瓢泼大雨，住在大堤上的棚子里组织抢险。家中经常只有母亲带着我们6个孩子，我们从小就养成了做家务劳动的习惯。

1966年初夏，动荡的日子开始。父亲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身体也出现了问题，营养总是跟不上。那时的母亲非常不容易，父亲咳血，需要补充营养，6个孩子又都是长身体的时候。父亲每月有限的工资，母亲要先给爷爷奶奶寄生活费，再准备父亲这个月需要抽的烟，还要安排一大家子的生活。母亲给父亲蒸个蛋羹补充营养，用老家寄来的莜面、荞麦面、高粱面变着花样给父亲做各种他爱吃的面食。当时，副食供应比较困难，猪油比猪肉便宜一些，母亲便用猪油做炒面给父亲增加营养。可是肉店几乎是早上一开门就一阵疯抢，排在前面的几个人才能限量买到。母亲能吃苦，傍晚就带着我们到肉店门口排第二天早上买肉的队。等到半夜12点拿到排队的序号后，母亲才带着小弟回家睡一会儿，天快亮的时候再回来和我们汇合。这样，运气好的话，我们一家5个人起码能保证买到2～10斤猪油，可以给父亲和长身体的孩子补充营养。

那时，学校停课，院子里一大堆半大不小的孩子成群结队地疯玩。母亲对我们严加看管。去外面时，母亲告诉我们能忍则忍、不要惹事添乱。但她也是敢“碰硬”的人。当时，同院住的一个干部家属，看到她当造反派头头的丈夫可以组织人批斗我父亲，居然借口让母亲去学习，实际想组织家属们开会批判母亲。母亲临危不惧，拍案而起，拂袖而去。他们都被母亲的正气凛然、不信邪的性格给震慑住了。这件事让我印象深刻，感受到了母亲做人不卑不亢、不惹事也不怕事的风骨。

1968年，知识青年下乡，父亲带头让我大哥“插队”。看到在敲锣打鼓声中登上车的大哥，母亲难过得哭泣。不久，才15岁的二哥也得去“插队”，母亲难过极了，但还是含泪支持。当母亲看到从乡下回来的哥哥瘦得两腿打晃时，那强忍眼泪的表情至今都刻在我的脑海里。

1970年，父亲调回湘潭工作。大哥、二哥分别从工厂和农村到部队当兵。1971年，我和姐姐初中毕业，学校恢复高中，我们终于可以在“插队”、当兵和读书中做选择了。我永远记得妈妈斩钉截铁地对我们讲的一句话：“能有读书的机会就要读！”

1972年初，随着父亲工作的变动，我们全家搬到长沙。父亲单位的食堂可以按需求点菜。节俭躬行的妈妈，仍然是一大早去菜场买菜，中午一如既往地变着花样为父亲做山西面食。直到现在，各种山西面食也是我家的味蕾记忆。给父母家请保姆，愿不愿意学做山西面食成了“应聘条件”。

当时，父亲调到省里担任政工组组长。他主持工作的政工组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工作是组织部的工作，经常有遭受过不公正对待的干部或家属来找他反映问题。有时，他们会来家里找父亲，遇到证件不全、传达室不让进门的情况，母亲就得走到大门去接一下。父亲回家吃饭时，经常已经有人在家里等着他了。即使这样，我也从未见母亲对来访者表现出不耐烦。母亲说：“人家有难处才找上门来，不能给人脸色。”这就是母亲最质朴的做人原则。

1978年春天，父亲调到甘肃省，担任甘肃省委常务书记，父亲很快就过去赴任了。对于生活在湖南的我们而言，甘肃是非常遥远的地方。有人劝母亲，父亲快退休了，在甘肃干不了几年，别搬去了。但母亲又一次义无反顾地收拾东西，搬家到了兰州。由于兰州的气候原因，父亲的肺气肿病情加重。1982年夏天，父亲又调回湖南工作，母亲带着全家又回到长沙。在母亲心里，父亲在哪，家就在哪里。

由于工作中透支身体太多，晚年的父亲身体很差。1994年初，父亲病倒了。直到2000年4月去世，他在医院度过了最后的6年。母亲坚持每天给父亲做3顿饭。早饭和午饭，由司机或保姆送过去；晚饭，母亲则坚持自己送过去，陪着父亲坐到晚上九十点再回去。6年多，母亲送饭的身影，成了医护人员眼中熟悉的画面。医院开电梯的师傅都非常体贴母亲，送她乘电梯离开后才关梯下班。那些年，大年三十的晚上，母亲总带着适合父亲的吃食，在病房陪着他一起过年。

2000年4月，父亲去世。2000年8月，母亲最后一次回到家乡。我从北京赶到太原机场接她，满头白发的母亲拄着拐杖、提着包包从远处走来，我突然有一种莫名的伤感。以至于现在到太原的机场，我都不免向那个已经改造得有些陌生的出口望去，妄想着能重现那个深深印在脑海中的情景。

父亲虽然走了，但母亲仍像以前支持父亲工作一样，坚定地支持着我们的事业。那时，机构改革，有色协会成立不久，有色企业刚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直管下放到各省。一位同志找到我，希望有色协会能够帮助他们省做一个有色金属发展规划。有色协会非常支持，时任副会长潘家柱带队去调研。出发之前，我的家里却出了一点状况，我纠结去还是不去。母亲知道后，特别果断地说：“那你得去！”第二天，她就让刚退休的姐夫到我家帮忙。母亲90岁时，弟弟要从长沙调到广州工作，她说：“去吧，这是组织信任你，你爸要在，得多高兴啊！”不久，弟妹也得调去广州。她想到的还是：“你弟弟工作忙，需要照顾，我这里有保姆就行。”这就是我深明大义的母亲。

父母一生严于律己。母亲不仅在生活上倾尽全力抚育我们，更是父亲常说的“身教重于言教”的践行者。她最可贵之处就是为人善良、坦荡、自尊独立。

妈妈在大树下对着小区大门，期待着我的出现。

母亲90岁后，有时糊涂，有时清醒，但对孩子们的爱却始终如一。只要知道我哪天回家，她总是早早让保姆用轮椅把她推到正对着大门口的大树下，就为了能第一个看到我。我们离开母亲家时，她都要先站在能看到我们下楼的北边阳台，然后再吃力地“飙”到南边的窗台，目送儿女们走出视线。

2015年5月28日，哥哥电话告诉我，母亲于凌晨在睡梦中走了。送母亲远行时，我们全家以及在父母身边的工作过的同事、朋友，还有一大群母亲看着长大的“老孩子”们都来了，相信母亲一定是欣慰满足的。

时间让我们的大家庭走入了历史的尘埃，母亲给我们留下的不仅只是回忆。可以告慰母亲的是，她老人家正直善良、恪守本分、勤勉尽责、乐观向上的精神已经深深融入孩子们的血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