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会”结束后的总理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透露了他是推广高铁、核电技术走出国门的“超级推销员”：“我去年访问中东欧的时候，曾经跟他们的领导人说，如果你要建高铁、核电，在同等质量下，用中国的装备可能是建设最快、成本最低的，我有这个底气。”
　　总理之所以有这个底气，其背后是中国经济与科技实力的增强：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中拥有了更强的竞争力，中国开始摆脱“衬衫换飞机”的模式，进入到了“高铁换牛肉、换大米”的新时代。
　　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有着后发优势。中国的技术进步主要通过引进外来先进技术，采用学习、模仿的方式推动技术创新，由此也产生了巨大的后发潜力，推动了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据毕马威发布的《2013年全球制造业展望》显示，中国本地制造产业一直在努力实现现代化，并持续向价值链高端延伸。该报告认为，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中国仍是一个甚具成本效益的制造基地，仍吸引着全球的制造企业。
　　但应该看到，中国制造仍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传统产业，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占产品总成本的比重还很低。中国制造业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主要是利用了低廉的要素成本和庞大的市场规模，即“以市场换技术”、“以低要素成本吸引资本和技术管理要素的集聚”。
　　从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这些国家在其发展道路上往往做出两大努力：一方面是利用工业化、消费成长和生产要素被广泛动员起来的有利契机，迅速扩大经济规模，分享低成本比较优势所带来经济高增长的机会；另一方面是试图加快技术的进步，用技术要素替代劳动、资本要素，谋求技术驱动产业升级。但是，技术进步的努力由于受到“路径依赖”等因素的影响，往往效果并不理想，由此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产业难以升级，经济始终在一个较低的技术水平上不断地扩大规模，一旦遇到需求降低的情况，很容易形成产能过剩。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结构中的矛盾凸显出来。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先后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以此来推动中国经济加快结构调整，实现产业升级。
　　金融危机也让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发达国家提出，经济增长必须回归实体经济，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例如，美国宣称，未来20年，将通过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制造技术，重构制造业的竞争格局。美国希望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通过“再工业化”抢占新一轮科技和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由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提出的。他认为，依托新材料、新能源、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等新技术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改变世界，这些技术综合应用于制造业，将实现制造业“数字化”，进而引起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
　　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在新的制造模式和组织形式下，生产过程使用的劳动力将大为减少。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来源，将不再是同质化产品的低成本价格竞争，而是利用先进制造技术向市场提供价格合理、质量优越的创意产品。无疑，短期内，“第三次工业革命”会对中国低成本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形成冲击；但是长远来看，只要中国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就会带动制造业升级，特别是给战略性新兴产业带来“弯道超车”的机会。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创新是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原动力，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推动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这再次把技术创新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
　　当前，“第三次工业革命”初现端倪，中国应进一步加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研究，强化工业和实体经济的战略定位，推进以数字化制造为重点的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注重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升级传统产业的有机结合，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