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迪评级的高翔称，预计到2015年，中澳铁矿项目的六条生产线可以全部投入营运。此前，公司的财务状况都会一直保持疲弱。未来一年至两年内，中信泰富需要继续借债，因为前两条生产线所产生的现金流，不足以应付后四条生产线的资本支出。
　　高盛推测中澳铁矿项目的总投资为12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则认为在100亿至110亿美元间，投行们都将2012年作为中信泰富资本投入的峰值年。
　　中信泰富最初于2007年与中冶签订工程总承包（EPC）合同，后者负责整个项目的选矿主工艺流程六条生产线的建设，合同总额17.5亿美元。
　　此后中冶几易其价，到2011年12月30日合同金额增至34.07亿美元，这还只是建成两条生产线的金额。与此同时，中治也垫付了大量资金。对于项目建设实际发生的总成本，中信和中冶同意用独立第三方对项目进行审计并将参照审计结果进行协商确定费用分担以办理工程结算。
　　为了筹措资本，从2006年开始，中信泰富开始大量融资，并出售非核心资产，包括国泰航空、北方联合电力、中信国安(000839,股吧)等，套现资金主要用于中澳铁矿项目近几年的资本支出。至2012年底，中信泰富的总负债达到1166亿港元。
　　2013年上半年的财报显示，中信泰富每股盈利1.22港元，同比下跌19％，虽然能源业务和特钢效益有所提升，却被铁矿开采业务的11亿港元亏损拖累。
　　最硬的矿石
　　虽然中国拥有成熟的磁铁矿选矿技术，但即使中国最有经验的钢铁企业，也没有开发如此大规模磁铁矿的经验。外国专家认为，该项目从技术层面上讲非常困难
　　中澳铁矿项目是典型的“三边”工程，边施工、边设计、边修改。这种本意节省投资的“中国式打法”，在工程质量、环境保护、劳工保护等方面监管异常严格的澳大利亚，往往意味着难以估量的时间和资金成本。
　　澳大利亚铁矿石产业一直以开采和出口高品位赤铁矿为主。这种赤铁矿铁含量较高，只需简单的破碎筛选即可直接用于钢铁生产。而中澳项目的磁铁矿铁含量较低，只有经过选矿后才能用于钢铁生产。选矿工艺包括破碎、筛选、研磨、分选和过滤，即使中国最有经验的钢铁企业，也没有开发如此大规模磁铁矿的经验和能力。
　　常振明当时曾拿着矿石样品找到鞍钢集团，鞍钢试验之后答复“矿石太硬，磨不出来”。曾就职于力拓、英美资源等知名矿商，拥有37年采矿经验的马飞高（Mike Elliott），也认为该项目从技术层面上讲近乎不可能开采。
　　中信泰富进行自磨试验时，机器运转一两个小时，矿石就能把磨机的漏斗砸穿。
　　按照正规程序，项目第一步应先将若干吨矿石样本运回国内进行大规模工业化试验、论证，而在中澳铁矿项目中，这个重要环节存在缺失。
　　技术上未曾预料到的巨大难度，金融危机下自身难保的钢铁企业，全球低迷的矿价，多重打击令彼时的中信泰富孤立无援。然而，常振明接手中澳项目时，围绕该项目的投资已超过30亿美元，中信泰富进退维谷。
　　2008年10月，中信泰富爆出澳元衍生品交易巨亏155亿港元事件，不久，时任主席荣智健引咎辞职，常振明临危受命。
　　常振明对《财经》记者坦言，2009年中信集团重组中信泰富时，曾对如何处理中澳铁矿项目有过一番激烈讨论。
　　中信集团当时希望把该矿的部分股权出售给钢铁企业，自己仅保留约50％股权，这样可以降低风险，提高效率，但当时谁也不敢接这个烫手山芋。
　　常振明只能自力更生。2009年，他调派华东一、刘树纯等中信建设骨干支援澳洲项目。他们有在阿尔及利亚、安哥拉等地管理大型项目的丰富经验。
　　但对于没有直接采矿业经验的中信新团队而言，该项目的复杂程度超出想象。
　　常振明原本是做金融出身，并无采矿经验，于是四处求教。他多次了解中铁建发生巨亏的沙特麦加轻轨项目以及中铁波兰高速公路项目，与工程人员和第三方探讨项目建设经验。他还找到国内有铁矿石开采，尤其是有磁铁矿采选经验的钢厂，就技术瓶颈问题进行研究。最终，中信方面逐步找到技术症结所在，与合作伙伴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发攻关和设备调试，以适应澳洲铁矿的特性。
　　中信泰富矿业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运营官刘树纯已经在中澳项目鏖战4年。他开玩笑说，自己每天都在祈祷，希望第二天机器运转正常，所有一切顺利。这名身高超过一米八的彪形大汉是同济大学工程学硕士，曾参与中东、委内瑞拉和中国等多个大型工程项目。
　　“所有工作都已启动，但由于是全新的工艺，整个矿的设计、施工是否能够成功，还没有被证明。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把它建成。”常振明对《财经》记者说。直到2013年底，当第一批矿石运出港口的时候，才证明中澳铁矿的磨选技术是可行的。简单地说，这个项目最终采用的铁矿石磨选技术和设备组合，可以解决硬度极高的矿石打磨，但相关技术和设备投入亦高于一般铁矿石的磨选。
　　总包模式得失
　　中冶没有在发达国家做项目的经验，想当然地认为可以从国内调集大批人员赴澳搞“会战”。中资企业习惯于先报出低价，再随着项目进行追加投入
　　“没有按照程序一步步做好项目的尽职调查，我们有责任，也在深刻地反思。”常振明直言不讳。进一步地总结分析则发现，当初中信泰富最大的问题，是过度信赖其总承包商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601618.SH，下称中冶）。
　　中冶是国内最大的冶金工程承包商，拥有黑色和有色冶金工程完整产业链，亦在国际工程建筑领域有所建树。按照合同，中澳铁矿项目分两个部分，中信泰富矿业公司组织建设海水淡化厂、电厂以及码头等公辅设施，中冶则承建主工艺流程。
　　张极井认为，从工期和成本的控制来看，公辅设施的建设有一定的延期和超支，但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中冶的主工艺流程却是“卡住了脖子”。
　　中冶在海外做过很多项目，但是没有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发达国家做项目的经验。当初在做整体设计时，中冶试图照搬此前经验，比如认为能够大量使用中国劳工等等，后来都被证明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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