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窑抗争昭示资本觉醒
　　明朝的北京是在元大都基础上重新修建的，跟元代一样，京城所用煤炭主要仍产自宛平西山一带。自从将西山作为皇家陵寝禁地之后，明帝国就严禁在此凿山伐石，掘地开窑更是大逆不道。从正德年间起，西山的很多煤窑被封，理由是“与皇陵京师相近，恐伤风水”。除此之外，禁矿也出于维稳需要。这些煤矿收容了大量无地无业的流民，又处在皇城根下，难免令统治者不安。万历时的内阁辅臣指称：“煤力至微，煤户至苦，而其人又至多，皆无赖之徒，穷困之辈，……一旦揭竿而起，岂不可念!”
　　经济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并不完全合乎政治的逻辑，也不是权力可以阻止的。在所有禁令都失效之后，明朝政府只能作出让步。西山煤窑在后来发展如此迅速，以至于权力也纷纷投身其中，以分一杯羹。对捉襟见肘的帝国政府来说，煤炭成为新的税源，因此在西山设立了大批的“煤税监”。虽然当时也有官窑和军窑，但无论在数量还是规模上都不如民窑发达。万历年间的官方报告称：“查勘官窑仅一二座，其余尽属民窑。”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门头沟煤矿一直是北京最主要的煤炭供应地。“由头门村登山，数里至潘阑庙，三里上天桥，从石门进，二里至孟家胡同，民皆市石炭为生。”这里民营煤矿多如牛毛，煤炭使门头沟成为北京最具近代经济气象的工业地区。民间资本和大量矿工在精密组织下，构成一个庞大的产供销系统，这无疑已经出现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资本的意识使权利开始觉醒，并因此出现了一些维权运动。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朝廷派遣太监王朝督管西山煤矿，王朝到任后大肆勒索煤税，民窑业主负担极重。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拖欠税款的窑主遭到京营武装逼税，窑主推举的代表出面交涉，也被王朝假传圣旨逮捕，因此激起了门头沟所有窑主和窑工的愤怒。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发生了群体性事件。窑主联合采煤工和运煤的脚夫等从业者，集体拥进京城，“填街塞路，持揭呼冤”。明朝政府对这场示威请愿大为震动。神宗下旨，由太监陈永寿代替王朝，督管西山煤税。虽然“永寿代王朝是以暴易暴”，但这次游行示威也算获得了成功，民窑的自主权与合法性得到加强，免除契税之后，民窑取得了更大的发展。
　　明清之际战乱不断，从17世纪晚期，中国开始了长达百余年的“康雍乾盛世”。跟全国的情况类似，北京人口翻了一番，达到200多万。人口的增加使北京周边的森林彻底消失，连十三陵的数十万株苍松翠柏也被“剪伐尽矣”，热河等地的“口外山场樵采由近及远，柴薪日耗，斯价值日昂”，最后已无薪柴可采。
　　在薪炭资源短缺，且价格高昂的背景下，煤炭以其储量丰富和价格低廉迅速占领市场;再加上煤炭距离近，运输方便，燃烧值高，于是人人“思石炭之利”，煤炭成为首选燃料，“惟煤是赖”。进入人口爆炸的清后期，煤炭已经基本取代木材和木炭，成为主要燃料来源。乾隆四年的一份奏章称，“京城内外人烟繁庶甲于天下，惟赖西山之煤，取用不穷”;乾隆四十六年上谕称“京师开采煤窑为日用所必需”，嘉庆六年上谕也说“石煤在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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